盛世中的危机意识

孙嘉淦（1683—1754），山西兴县人。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曾任国子监祭酒、左都御史、直隶总督、湖广总督和刑部、吏部、工部尚书等要职。起自微末，成于建言，一生勤学问、重政绩、察民情、讲实话，以直谏之名蜚声朝野。与多叩头少说话、报喜不报忧、竭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的权贵不同，孙嘉淦不求平稳做官，不愿邀功居宠，一生恪守说真话办实事的信条，保持廉洁奉公、勤政爱民的本色，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。

雍正十三年八月，乾隆初临大位。孙嘉淦在乾隆登基的两三个月之间，由河东盐政两迁至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之职。此时的清朝，国运昌盛，四海升平，但封建国家所暗伏的基本矛盾已是蓄势待发。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是没有这种危机感的，朝中庸碌颟顸的大臣更是忙于阿谀奉承。但是，孙嘉淦清醒地看到了盛世下的危机，他认为：“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，阴极盛而阳衰，阳极盛而阴始，事当极盛之地，必有阴伏之机，其机藏于至微，人不能觉，及其既著，积重而不可返。”他实际上摸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脉搏。因此，他向乾隆皇帝上疏，表明自己的忧患意识，这就是著名的《三习一弊疏》。此疏一上，朝野为之震动，官宦竞相传抄。

孙嘉淦沿流溯源，约言蔽义道：“臣本至愚，荷蒙皇上圣恩，畀以风纪重任，日夜惶悚，思竭一得之虑……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……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，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，发一令而四海讴歌。在臣民本非献谀，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。”也就是说，盛世之主受民爱戴，但也容易因此而养成喜谀恶直的毛病。喜谀恶直被孙嘉淦视作三弊之首，这是因为：“耳习于所闻，则喜谀而恶直……目习于所见，则喜柔而恶刚……心习于所是，则喜从而恶违。三习既成，乃生一弊。何谓一弊？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。”（《清史稿·孙嘉淦传》）君子性直，小人善谀，如果统治者喜谀恶直，则会造成君主远贤臣近小人的恶果。孙嘉淦认为：国家施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得人，在人主进君子退小人的一念之差，“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进退，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，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，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。敬者君子之招而治者本也，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。”在他看来，理政首在得人，要得贤臣就需要统治者有纳谏的肚量和对谀美之词的警惕之心。